文 | 延观风

6月上旬，东南沿海各地摸排与追觅投资合作情况的消息悄然在网上流传开来，媒体求证时，一名相关地区干部非正式地肯定了这一消息。

几乎同时，追觅创始人兼CEO俞浩微博被禁言，距离2026年1月俞浩宣称亲自发布第一条微博开始，还不到5个月时间。俞浩自称“刚刚触网3周”，实际早就把互联网时代营销玩明白了。先是在黄金高涨的时候派送黄金（截至被封禁微博名还是“爱送黄金”），后来送黄金也无法满足他对流量的追求，从4月“不认可追觅的都是loser”言论开始，向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向拼命滑坡。

5月初，爱炒流量的俞浩等来了他的流量CP。流量颇大争议也颇大的公众号“兽楼处”发文，质疑追觅的商业模式“看上了地方国资”的钱，文章很快被下架。俞浩在社交媒体上猛烈回击，兼具黑社会和半泽直树风格，账号流量再上一层楼。但流量也带来了对其此前逆天言论的压力和争论，5月下旬，俞浩就“loser言论”发布道歉视频，但视频很快被删，说明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做错了。

俞浩被封和摸排追觅投资合作的时间太过接近，为此微博官方还特地下场解释，俞浩被封是因为“被某企业投诉，发布质疑、拉踩企业的违规内容”。抹黑企业的黑嘴竟是另一名企业家；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大水冲了龙王庙，封了一个知名企业家；微博为了保护企业经营和企业家声誉不受冲击，特意澄清是企业家当“黑嘴”，整个事件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快活气息。

从技术企业到资本巨头的追觅

俞浩是个聪明的工程师，也是个精明的企业主，他在微博等公共场域的言行都服务于真金白银的利益。早期的追觅，在高速马达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依托国内强大的供应链配套技术落地，攻入外企长期垄断的高端清洁家电领域，实现高速增长，可谓走上了近几年中国初创科技企业的王道模板剧情。

但追觅同样脱不开中国初创企业的大风气：过度依赖融资烧钱而非自有利润实现高速扩张。2025年前三季度追觅营收大涨72.2%，净利润同比下滑，国内市占率下降，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一定衰减。

或许正是在2025年业绩增长乏力的驱动下，追觅决定加速从科技公司，改行做资本运作公司。此前，追觅布局手机赛道、大量列支营销费用的扩张方式已经受到诟病，但以俞浩宣布本人接管微博账号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今年初以来，俞浩连发“百万亿美元市值”“15年内成为世界首富”等言论，视频强企、微博开疆，用声量给公司估值打气。（2025年公司未经审计的营收才400亿人民币）

同时，追觅在多元化经营的路线上油门踩死，上到智能汽车、机器人、太空计算，下到宠物食品、辣条，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如果说电器、一些机器人的配件和原来的业务有配套复用关系的话，芯片、天基计算和食品加工等业务的扩张路径就着实让人摸不到头脑了。

俞浩对标的英伟达、SpaceX等巨型企业，经营业务范围比较狭窄，集中资源投入主业研发突破，才能长期维持技术壁垒以及垄断利润。就算是爱搞多元化的国内巨型企业，也是主营业务做大坐稳甚至赢家通吃之后，凭藉已有的垄断力量挤入其他领域。

追觅在主营业务上都没把同行卷死，建立稳定的技术优势和供养其他业务的现金奶牛，已经开始疯狂多元化扩张，违背基本的商业发展规律，注定不可能在经营上取得成功。

当然，走上了资本运作之路的追觅不需要在经营上取得成功。虽然俞浩在宣传中将自己包装成一位热心钻研技术的理工男，但和他在资本游戏上的造诣相比，再高的理工素养也相形见绌。追觅生态成立了200多个事业部，955家子公司，放话声称“每个事业部对标一家上市公司”。

综合网上的报道和追觅内部员工爆料，追觅的权力结构相当集中，通过复杂的股权安排，子公司在法律风险上和俞浩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隔离，但后者在事业部资金调配方面拥有极强的话语权，乃至确保俞浩本人既可以绕过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架构直接控制企业经营，同时在未来的资本扩张中获得不被稀释的增值红利。

所以追觅生态的事业部表现出一种收放自如的“波粒二象性”：它们从一开始就为吸引外部融资而设计，且（至少在当前阶段）必须依赖外部融资维持现金流运转，这时就讲独立上市的故事，追觅母体扮演一个“孵化者”的角色；但到了实际经营乃至未来分享红利，就要改唱一曲忠诚的赞歌，紧紧围绕俞浩个人意志，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业部融到的资金到底真被投入了研发和业务扩张，还是兜兜转转进了核心圈层公司的账户，外界很难知晓。

一般来说，风投/私募（VC/PE)的逻辑是“赌”，即使投资高风险的初创企业十赌九输，但赢的那一个往往能带来百倍千倍的回报。追觅逆练这套投资逻辑，疯狂成立新公司、讲新的故事，赌有没有投资人来投，一个大融资项目投下来，核心圈层公司就能回收其他十几甚至几十个事业部无法落地的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俞浩必须在微博上不断制造话题，在专业展会上一掷千金承包大量展位，不断描绘美好到疯狂的前景。互联网烧钱大战时，各大平台起码还是融资烧钱做实体业务，而追觅融资烧钱是为了继续做“融资”这项虚拟世界的“主营业务”，往好听了说是空手套白狼，往难听了说是庞氏骗局。

地方国资是愿者上钩还是愿打愿挨？

追觅模式的悖论是，它必须吸引大量关注才能保持讲故事的可持续性，但也必然带来更多研究的目光和质疑的声音，让故事很难继续编下去。终于，在多方面审视和质疑的目光中，追觅宣布全面收缩，专注主营业务。然而还有很大的疑问没有得到解答，即地方国资参与追觅生态的规模如何？参与项目前景如何？是否存在重大投资风险？

从公开信息看，追觅和地方国资设置了20多家私募基金或投资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市，也正因为瞄准了这些不差钱的地市，涉及地方投资额规模都不小。

这里有必要普及一些大背景。招商引资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获得收入（扩大税基和抬高地价）乃至官员升迁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而长期以来地方招商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从直接拨款/税收优惠到低息贷款，从土地划拨（或低价出让）到水电气费优惠，从破例落户到人才安置费，后来甚至出现了代建厂房、拎包开业等形式的补贴。

在资本稀缺的时期，这种“百亿补贴”行为对招引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和创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始终与官商勾结、政企纠纷相伴相随。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资本稀缺、生产短缺的局面逐步缓解，补贴式招商的负面影响超过了积极作用。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投入生产端，直接推动了产能过剩，同时扰乱了优胜劣汰的秩序，大量低效企业不仅没有退出，反而拿着地方政府补贴活的滋润。

这两年不仅企业间在内卷，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也越来越卷，补贴力度越来越大，相互挖角存量企业，本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进行的招商引资，结果算下账来企业在10年内都不用给地方贡献一分钱。靠专业骗补为生的企业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很多地方引进的明星项目，最后都被证实从一开始就打着吃补贴的主意，很多园区、产业项目烂尾，财政资金直接打了水漂。

说些不好听的，东部发达地区喜欢把自己的发达归因到营商环境好、产业配套全甚至是文化先进上，前两个因素固然是企业选择投资的重要考量，但什么都比不上真金白银的直接刺激。财政富余的地区能拿出更多钱补贴企业，企业自然颂“营商环境”之声不绝。某些发达地区没少挖欠发达地区的“独苗”企业，被内陆地区挖走一两家就大失风度，利用地方媒体优势造出什么“反向招商”新名词舆论霸凌内陆地区。

在龙虾这种技术的商业落地前景、可持续性乃至安全性都不明朗时，一窝蜂地出台补贴政策，既不合规也不负责任

为此，国家多次发文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但在房地产经济蒸蒸日上的年代，执法力度很低。直到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相关配套措施出台，才硬化了禁止违规补贴的规定。

但地方对经济、财政收入和就业等的守土有责并未改变，传统补贴手段不能用了，无数变种手段立刻应运而生，国资投资基金就是一例。国资投资基金最早受到关注是合肥押宝京东方等企业成功，但彼时多数地方政府还不敢玩这么高风险的股权投资。

自从传统补贴手段被禁，各地立刻争先恐后成立国资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的名义附带返投要求（即到自己的辖区内创造投资和就业），甚至一些三保困难的县级政府都要搞，一些地方能有十几支投资基金，令人瞠目结舌。

前面说到，投资基金的本质是赌，需要老辣的眼光判断行业发展趋势，极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被投公司博弈（甚至要指导被投资公司走出好的发展曲线），充足的容错空间分散风险，即便如此也是十投九空。

这种运作逻辑追求的是金融回报，根本上和地方政府追求可靠稳定的经济、就业、财政收入数据是相悖的。合肥能押宝成功，除了当地决策眼光水平、决心力度和相关人才与智库储备外，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近水楼台承接长三角的产业和人才溢出。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保证每笔投资都能成功。所以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合肥模式目前就还很难说形成了国资基金的可复制优秀经验，对于多数地方来说（甚至包括不少发达地市），体制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技和金融投资人才储备，投资失败也很难分清是利益输送了还是正常的商业风险。

风险投资只适合不承担太多属地责任的金融资本来做，如果要解决缺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问题，就该规范资本市场运作，让国有金融资本有能力，让私人金融资本有规矩；如果要解决地方经济产业发展问题，就要真真切切从营商环境、劳动环境入手，打造一批适应新形势的工具箱。

即使要做国资风投基金，也只能是国家以及少数有充足人才基础的省级政府可以做，现在大多数地市及以下的国资基金已经沦为纯粹的变相补贴工具。

追觅抓住了这些重重纠结的矛盾，打造了一个完美的适配地方国资的标的。地方要高成长，我上到CEO下到事业部负责人，一起把公司发展前景吹到天上去；

地方还希望尽量压低风险，我给地方推一个背靠大树的独立“事业部”，用已经盈利的主业母公司做背书、给兜底；

地方不会写企业发展潜力论证，我把“新质生产力”元素拉满，参加各种权威展会等，帮你形成可量化、有说服力的素材；

地方要在辖区内创造政绩数据，我不用你提返投要求（因为国家开始收紧对要求返投的管理），主动“依托当地供应链配套体系”发展，独立子公司还能把数据算在你们当地。

网上形容追觅“崩老头”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它的模式完全冲着地方国资的痛点和爽点招呼，无怪乎能够频频与地方国资牵手成功。

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乱招商冲动

如果说地方国资一点没看出来追觅模式背后的风险，那是绝不可能的。然而地方主官的考核压力会传导为国资基金负责人的KPI压力，带着镣铐跳舞限制了可投资标的的选择范围。这时追觅募资团队抛来如此诱人的橄榄枝，相关负责人就只能先解决火烧眉毛的KPI问题，后面的风险和盈亏，只能后面再说了。

今年4月，河南爆出引进外省资金上报78亿，实际只有1亿，成为政绩观偏差的典型，引发全网讨伐。实际上，这件事背后的基层乃至中层执行者都相当的冤，在领导的压力下，在上级部门对数据的频繁调度下，他们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与其甩锅给经办干部，不如去问问为什么“引进外省资金”是KPI呢（当然到了市里就会变成“引进外市资金”）？无非还是地方内卷、互挖墙脚那一套发展模式在作祟。

欠发达地区有欠发达地区的土办法，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的高大上，最终都指向对地方发展经济绩效的考核导向上。这是体制机制设计不适应当前发展阶段的系统性问题，不从根源上解决，拿再多执行者树典型也没用。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经济管理体制仍然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孑遗，其中就包括对生产侧的重视。我们的体制非常擅长抓生产，特别是大项目生产，这是我们实现经济产业超越的重要依托。

但当我们走到全球科技前沿，在很多领域不能再摸着欧美技术和产业经验过河；当我们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消费不是享受、民生不是花钱，而是发展经济必须打破的瓶颈，这套过度侧重生产的体制的短板已经越发暴露出来。

就以地方政府考核为例，我国对地方经济考核的主要指标也落在生产端，比如工业增加值、投资、出口等等，而消费、民生指标要么是数据质量不高，要么是考核权重不高，造成了地方政府擅长抓项目、扩生产、补企业，却不擅长优环境、促消费、惠民生的政策工具箱。

统计机制在其中推波助澜。经济学101告诉我们，GDP恒等式决定了生产、收入和支出永远相等，即“各部门增加值（生产法）=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支出法）=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经营利润（收入法）”。然而在实操中并非如此。

如果对复杂的统计实务做一个粗暴的简化，我国是先核算增加值，再以此为基准核算支出法GDP，收入法GDP的存在感更低。增加值也不是真的看企业创造了多少收入利润（总投入-总产出），很多行业的增加值计算本质是生产量×增加值率（连金融增加值都曾经是由存贷款余额增速和股票交易量决定的），也就是说生产量越大，GDP越高。

推导下去，就是生产量越大，地方官员的经济发展政绩越好。所以直到今天，各地政府的主要心思仍然是千方百计扩大辖区内的生产。扩生产就要补贴企业，越能生产的企业越是好企业，至于生产的代价，低工资、低效无效投资、债务、安全生产、民生投入缺口等等都要给扩大生产让位（如果不是生态考核抓的严，10多年前的严重生态破坏依然会持续）。

现在早已不是生产什么都有需求的短缺时代，生产无法实现“惊险一跃”的垃圾的企业只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对企业的评价应该是为员工创造了多少收入、为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为自己创造了多少利润——没错，就是收入法核算GDP的思路。在收入法核算下，追觅这种拿到补贴万事大吉的假装生产企业必然会显露原型。

改良GDP核算方法，是纠正唯生产论政绩观偏差的第一步。还有大量其他的制度需要改革，比如重点在生产环节征收的增值税，高度偏向企业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地方监管自己最大GDP和税收来源的市场监管制度等等。

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类补贴总规模究竟几何，绩效如何，难以定量计算评说。这轮地方国资基金热潮的变味，国家警觉得早、采取的行动长牙带刺。就在俞浩被封的同一日，证监会公开发布国办意见，“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这固然是巧合，也不失为信号。

当然，不仅要治标还必须治本，从根本上改变唯生产论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体系，在未来几年把成千上万亿盲目补贴企业、低效无效投资的资金投入到民生建设和提振收入上，以需求扩张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这才是让科技创新和产业生产更加可持续，让经济发展更有内生动力的最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