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I谝闲传

今年电影市场有两个片名被反复提及：《给阿嬷的情书》与《牛来》。它们分属不同的赛道，却在舆论场中构成一组意味深长的镜像。前者没有资本加持，依靠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和部分专业评价获得关注；后者起初并不被看好，却以黑马姿态完成逆袭。围绕两部影片的争议，表面上关乎审美趣味、题材选择和市场逻辑，但若剥开这层外壳，一个更深层的情绪正在涌动：公众对资本控制行业与精英主义的反讽。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并非资本宠儿。它缺乏大资本支撑，宣发声量有限，排片也难与商业大片抗衡。它的存在本身，恰恰反衬出资本控制行业的现实：在当下的电影市场，资本更愿意流向那些经过数据验证、具备高回报预期的类型与项目，而非这类难以被快速归类的作品。正因如此，《给阿嬷的情书》只能在精英评价体系中寻求立足。专业影评人和文化媒体对它不吝赞美，认为它真挚、细腻、具有作者性。这种评价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精英话语试图将这部电影定义为“应当被认可”的典范时，它便不自觉地站到了公众的对立面。

精英主义对电影解释权的垄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专业影评人、文化学者和行业奖项构成了一套相对封闭的评价体系，推崇作者表达、艺术创新和现实关怀。这套体系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它常常把自身标准上升为唯一标准，将大众趣味视为需要被矫正的对象。当社交平台上出现“审美降级”“观众配不上好电影”等论调时，精英姿态便从专业判断滑向了文化傲慢。公众对此早有不满，只是在等待一个出口。《牛来》恰好提供了这个出口。它的走红当然离不开作品本身对某种集体情绪或日常经验的捕捉，但舆论对它的追捧明显超出了作品本身。许多人支持《牛来》，并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不被精英认可的那一类电影”。当专业评论批评它“粗糙”“闹腾”“缺乏电影感”时，观众反而用更高的票房和更热烈的二创予以回应。这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反讽：你们掌握评价标准，我们掌握选择权利。

与此同时，资本控制行业的表现，并不仅仅在于某部电影获得了多少投资，而更在于市场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资本主导了排片、营销和话题制造，塑造了一种隐形的“大片霸权”：银幕上充斥着被精心计算过的安全题材、被反复验证过的类型公式、被数据喂养出来的明星组合。在这种逻辑下，无论是缺乏资本支持的《给阿嬷的情书》，还是同样不被看好的《牛来》，最初都处于弱势地位。但《牛来》的成功证明，观众对资本主导的审美取向同样心存警惕。当资本试图用流量、IP和营销轰炸来定义“热门”时，观众反而可能转向那些被资本忽视、却真正贴近自身经验的作品。《牛来》的逆袭，因此既是对精英主义评价体系的反讽，也是对资本控制行业的一种民间抵抗。

在这一过程中，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扮演了放大器角色。传统影评的权威被解构，任何一个普通观众都可以通过剪辑、配音、表情包对电影进行二次解读。《牛来》的片段被大量搬运和模仿，形成病毒式传播；而《给阿嬷的情书》则被截取某些场景，配上“精英感动，凡人无感”的字幕。这种传播方式本身带有戏谑和反抗色彩，它不再依赖专业影评的引导，而是通过群体参与完成意义生产。于是，电影评价从单向输出变成了广场式讨论，资本和精英很难再控制舆论的走向。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反讽正在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在《给阿嬷的情书》的评论区，大量低分未必来自对影片的认真观看，而可能来自对精英主义的反感；在《牛来》的讨论中，同样存在将一切批评都斥为“精英傲慢”的声音。当公众以立场站队，电影评价就很容易从专业讨论降格为情绪表态。这对电影生态并非好事。《牛来》的成功不应被神化，它或许在情感表达上击中了时代脉搏，但在叙事完成度、视听语言上未必没有提升空间；《给阿嬷的情书》的遇冷也不应被简单归结为精英推崇的失败，它可能确实存在叙事门槛过高、情感落点与大众错位的问题。客观地看，两部影片的遭遇，既有作品自身的原因，也有被舆论情绪放大的成分。

更深层地看，公众反讽的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一种长期积累的“不被尊重感”。在资本控制与精英话语的双重挤压下，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经验常常被边缘化。他们喜欢的电影被称作“下饭片”“奶头乐”，他们熟悉的表达被定义为“土味”“低级”；而资本和精英联手推出的电影，又常常与他们的真实处境隔着距离。于是，当《牛来》这样的作品出现，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平视的视角——它不讲大道理，不摆高姿态，不要求观众“提升自己”，而是直接呈现普通人熟悉的窘迫、乐观和生命力。这种平视感在当下电影中太稀缺了。观众用票房支持它，实际上是在支持一种平等的文化权利。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全部推给资本和精英。电影作为工业，离不开资本；电影作为艺术，也需要专业判断。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资本、精英与观众之间的关系。资本应当尊重创作规律，而不是把电影当作可以无限复制的金融产品；精英应当放下解释权垄断，把专业判断转化为与观众对话的能力，而不是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观众也应在情绪之外，保留对不同美学风格的宽容。对于行业而言，与其抱怨观众“不识货”，不如反思自身为何失去信任。资本需要从短期的数据迷信中走出来，给中小成本、多元题材更多空间；影评人需要在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找到平衡，承认大众趣味的合理性；创作者则需要更真诚地面对时代情绪，而不是躲在精英话语或资本庇护下自说自话。

从《给阿嬷的情书》到《牛来》，行业固有认知确实受到了冲击。这种冲击提醒所有从业者：电影的价值不再由少数人单方面定义，观众的参与和选择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反讽的掌声之后，电影终究要回到电影本身。如果一部电影只能成为情绪符号，而不能提供真正的情感体验和艺术表达，那么无论它站在哪一边，都难以持久。公众对资本控制与精英主义的反讽，是一次必要的祛魅；但祛魅之后，重建电影与公众之间的信任，才是更漫长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