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后，中日关系就因为她的新型军国主义言论以及拒不认错、也不收回的恶劣态度急转直下。

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论上之所以这么嚣张，皆因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成为右翼势力的精神图腾和行动指引。高市早苗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提线木偶，被他们选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新型军国主义作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产物，在安倍晋三的首相任期，就已经在右翼势力的翻案与修宪冲动中，小心翼翼，脱胎而出。在高市早苗第二次获得首相职位后，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不再藏锋了，而是明目张胆地跳出来，翻案东京审判，为日本战败叫屈，为修宪备战叫嚣。

在把日本推向战争的深渊上，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通过它们持续推进的防务政策调整，已经在动摇“无核三原则”、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海外兵力使用、进攻性武器部署等方面，抛弃了专守防卫方针，挣脱了和平宪法束缚。

更甚者，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还屡屡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蓄意挑衅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更猖狂的是，日本今年还将中国从“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

新型军国主义在现在的日本为何这么猖獗？为何这么尾大难除？

从历史上看，有上世纪美苏冷战方面的原因。比如，美国把战后的日本扶持为在地缘政治上制衡苏联的一枚棋子。从现实上看，美国也在利用美日同盟及其安保协定，不遗余力地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等。

撇开这些原因不说，并翻开东京审判的历史面纱，不难发现，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尾大难除更像是这个东京审判清算不彻底，并存在重大疏忽所自酿出来的“余孽”。

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视作东京审判的余孽，并不是否认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

作为二战后两个重大国际审判之一的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6个多月，开庭818次，有419名证人出庭，提交4336件证据，英文庭审记录长达48412页，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审判”。

在这次审判的28名被告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1人因精神病中止审判，2人在审判期间死亡。

与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相比，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终结了历史上战胜国吞并或瓜分战败国领土的惯例，开创了由正式组织的国际法庭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审判战犯的先例。这是它的一个最显著的历史贡献。

但东京审判在惩治战犯、除恶务尽上，也很明显地受到了美苏战后冷战的羁绊。在东西方冷战的铁幕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力量，竟然还允许对甲级战犯减刑，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

这就是东京审判的一个重大疏忽。美国则是这个重大疏忽的始作俑者。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够死灰复燃，就是因为这个禁令的取消，而让被审判的战犯和那些军国主义思想依旧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群体性回归”日本社会担任公职。这就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及其它们的军国主义思想不断膨胀，以致尾大难除的根源所在。

另外，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篡改事实，隐瞒真相，美化侵略，拒绝认错，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教科书为军国主义思想的死灰复燃，招魂呐喊，也在毒害着日本新生代懵懵懂懂的历史良知和历史正义。错误历史观在日本的强制灌输与泛滥成灾，也就成了右翼势力不断膨胀，以致尾大难除的思想土壤。

央视新闻客户端5月4日报道称，日本民众：我们其实是父母或者祖父母很少说到侵略历史的一代人。我认为绝不能把这段历史模糊化，日本政府层面并没有真正反省，高市早苗也是会说“当年的战争没有错”的那种人，我真的觉得这无法容忍。（2026年5月4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日本民众：尊重历史 绝不能放弃宪法第九条）

从这个日本民众的反省上看，错误的历史教育、错误的历史观，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尾大难除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如今，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已经成势为患，北京高调发声东京审判历史记忆，并对其高市早苗进行严厉警告，尤为重要。

曾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他的庭审日记中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的这个告诫，对当下日本的未来走向，以及日本民众“尊重历史 绝不能放弃宪法第九条”的呼声而言，尤其具有警示意义。

2026年5月4日论道书斋胡显达